小的时候也没有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代表公司到国外谈业务。
那都是别人家的故事，谁家的儿子成材，在那个国家工作定居；谁家的女儿有出息，在那个国家做研究；谁家的孩子在哪里留学，学毕归国，在大企业供职···
那些故事离我都太遥远，毕竟家里没那个资源和条件——倒不是说家境有多贫苦，在小城市算得个中游，温饱不是问题，但要达到那些高度似乎有些遥不可及。自己呢，也不算是个读书的料，算不上差，但离 “优秀” 似乎还远了一些。
小时候的对未来的设想不过是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，可能像我爸爸一样做一个警察；或者从政，为大众利益而工作。哪里有什么远大理想，不过是想要为社会和别人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罢了。
即便在美国留学生活那几年，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找到一份踏实的工作，努力晋升，有自己的家，周末可以去教堂做服务，这样的生活就好。
蓦然回首，天主已经将我带到了另一条路上，好像自己成为小时候 “别人家孩子” 的样子，颇有些自豪。
对普通人来说，出国早已不再是什么难事，普通人攒些钱，近的去东南亚看看，远的去趟欧洲，选择多了。但公费旅行的意义可不一样，那代表了领导的信任，公司对自己工作的认可。行程的规划、安排、细节的讨论，种种工作也比旅游要繁复得多——总得不能像旅游那般闲适，出差回来得要有足够的成果。
决定好行程安排的那一刻，有些确实的成就感：仿佛自己达成了某种爸妈未曾达成的成就，我的努力为家庭带来了荣誉。与此同时也心怀感激：家庭对我的付出，尤其是妈妈的付出，成就了今天的我。
我想我的爸妈是自豪的，毕竟小城市里值得说道的并不多，虽然我离为人父还远，但那种 “‘别人家的孩子’ 是我孩子”，这种愉悦感和想要分享的冲动怕是再低调的父母也难以抑制。
我自己的自豪感很快就冷却下来，因为我知道和祖辈的成就比起来，我还差得很远。
我爷爷是大学生，成绩之好，教授极力挽留任教。那可是远早于 1966 年的时代，即便那是在上海，大学生如凤毛麟角——要知道在现在这个所谓 “大学生泛滥” 的时代，我连大学生都不是，这个事实刺痛着我，总是让我觉得自己是 “家道中落” 的罪魁祸首，而这还只是我爷爷传奇般的一生当中的一件事。
诸如此类的故事，在生活上的小细节中碎片般地展现：家里有一把二战时期美军士兵送的水果刀；小时候爷爷总是一两句俄语来逗我；自上海随其父居家搬到小城市定居；在棉纺厂做领导，从事机密军事项目；读外文设备说明书，指导使用进口设备；坐飞机出差至意大利，接受设备使用培训，途经多个国家···
碎片般的信息拼凑在了一起，波澜壮阔的人生浮现在眼前：和美国人称兄道弟，和俄国人亲如手足，和欧洲人把酒言欢。
我曾想从我爸身上寻找家道中落的证据，这样好像能让我的努力的价值得到一些升华。然而未能得逞：聪明、勤奋、正直，当年以前几名的成绩考入警队，在体系内服务几十年；虽无大富大贵，但也荣誉无数；始终为社会公益奋斗，感染了无数人，自然也感染了我。更不消说，他是个大学生——虽然我知道这多少是牺牲了大姑和小姑的利益的。
家里的女人们更是从奶奶辈起就站在时代的浪尖上：我奶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丝毫不影响其自强和好学的精神；报章杂志常年不落；电脑打游戏、看电视剧不说，微信也玩得得心应手；思想进步现代，特别能理解年轻人的想法。
更别提我妈了：没有我的妈妈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，怕是长篇累牍也难尽我的情感。
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，我很难将自己一丁点的成就归功于自己。我想我不过是一部份地延续了家庭一直以来的优秀传统，勉力地摆脱潜在的 “家道中落” 的责任罢了。
多年以后，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我爷爷在我年少出国之前一定要 “留学准备和在校学业两手抓”：如果是他的话一定是能做到的。而我那时只是沉浸在出国留学的热情之中，对这样的要求实在感到难以满足。
现在临近出国出差，我还有些焦虑和紧张，担心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夜里难以入眠，索性接着整理。仔细想来，这其实深受爷爷的影响，小的时候他总是会问我是否准备停当；偶然忘带东西带来的挫折也总是难以平复心情，就这样养成了总想要准备充分、小心谨慎的习惯。
独立成年之后，总觉得自己好像摆脱了家庭的影响，实现了爸妈那一辈做不到的事情。可仔细想想，我们其实只是在前一代人的影响下继续成长，深深地被影响着而不自知罢了。
我妈妈和我讲过，他的某个长辈年轻的时候在街坊里教书，可能是方圆百里甚至千里内唯一一个会说英语的人，就不知是生于清朝还是民国了。不说还好，平日自觉英语水平还行，算是家族里英语说得最好了；现在嘛，只觉 “家族传统” 而已，没什么好骄傲的。
